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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白生，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跨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世界生态文化组织主席、世界文学学会会长。曾获北京大学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德国弗赖堡大学高级学者奖、哈佛大学燕京学人奖、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赵萝蕤英美文学奖等。曾任英国开放大学研究员、法国里昂大学特邀教授、德国古腾堡大学客座教授、央视《朗读者》评点专家等。专著、编著、译著、合著有：Ecology and Life Writing、《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哈佛读本》《传记文学理论》《元首传》等。】
传学家，怎么当？
没头没脑，这样一问，真不好答。拆分一下，找出关键词，也许能理出头绪：传学、传学家、传记家。传学，简言之，乃深究传记文学的学问。有诗学、词学、曲学，而无传学，原因何在？难道仅仅因为没有一本《传学研究》的刊物吗？显然不是。如果一定要“开罪”于谁的话，传记家似乎有点责任。萧军、傅雷、张中行、杨绛、季羡林、雁翼……全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自传家，但他们压根儿没有这样的身份觉悟。传记，讲究认可政治；自传，凸显身份美学，而传记家和自传家，对其身份的认可度，庶几于无。天大的讽刺，难道传学家就能辞其咎吗？
看来，有一件事，应该有人去做，那就是打造一个传学家和传记家的摇篮。传学家的身份认同、学术训练、专业素养、宏观视野，一条龙，全服务。
这样的摇篮，有吗？
1994年，对我来说，是个尴尬的年份。三十而立，立什么？没想好。1993年到北大，两眼一抹黑，既无人脉，也没学缘，单枪匹马，首先问问，能干什么？无人脉，因为我是外来户，刚刚从北科调入。没学缘，就是说，我的本科跟北大无缘分，硕士与北大也不沾边。如此背景，可偏偏有一颗不怎么安分的心。
庙大压死人。北大庙大，强手如林，人中龙凤，挤破园子。其结果，燕园虫，也就成了北大特产。一入燕园便当虫，于心不甘。心有不甘，就想起了出路问题。又正好赶上了令人尴尬的年龄。古人的话，就像头上的剑，逼着自己，当机立断。其实，当好燕园虫，并非易事。读学位——本硕博，十年苦心磨一剑；升职称——讲师副教授教授，廿载精力“投”纸背；胸中万卷吼，白了少年头。可是，这样按部就班，一眼望到头的路，偶尔也会觉得，无聊透顶。难怪现代人的日记有一大特征，满纸“无聊”。当时就想，应该干点什么，让自己的人生来点大激荡，多点小纪念。具体说，能立成什么，脑中无数，心里没底。但有一点并不模糊，想干点什么，既“不同凡响”，又“开天辟地”。
30岁的胆，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灌篮，虽然扣人心弦，可前面的两步起跑，往往必不可少。确切地说，创建国际传记文学学会（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是我跑完两步之后，才灌的篮。1994年，我创建“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立足全国；1998年，我创建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扎根校内。扎根校内的“传记中心”，有了；立足全国的“中外传会”，也有了。有了这两大步，第三步，放眼全球，似乎瓜熟蒂落，题中应有之义，其实未必。1995年后，我被读学位捆绑住了，正在英文系执教，却在中文系读博，白天输出英文，夜晚输入中文，拳打脚踢，心虽不闲，倒也不累。可是，如果去草创一个国际组织，万事开头全是难，仅凭一己之力，起码得花三年时间。这样的时间成本，谁付得起？再说了，老套的学术评估系统，只注重科研成果、教学工作、行政服务三大块，根本不看是否为学术开辟新天地，创出新格局。像北大这样的大学，是不是也不能破格，在评估上别具一家？北大难道不是正在被“燕园虫”式的“学术工作者”所蚕蚀，而缺乏开风气之先的学术战略家，即龙头式的academic leader? 当“燕园虫”，还是“燕园龙”？抑或“龙虫并雕”，一如“了一”先生？所以，当我脑海里闪现成立国际传会的创意时，思前想后，并不心潮澎湃，相反，静得出奇。另外，我还有一块“心病”——出国镀金。学洋文者，而没留过洋，好比钱币，只有一面，终身只能一面示人，演绎纸上得来的“一面之词”。再说，《围城》里说了，出国，就像出痧子，非出不可。这个感觉，我有，但不是特别强烈。因为留学签证屡屡受挫，多了一种苍凉感——“出国未捷身先老”。苍凉感之外，还夹杂些焦虑感。原因不难找：当时流行张爱玲的话，出名要趁早。出国亦如出名，仿佛越早出国，其金越纯。
可是，为了成立“国际传会”，白手起家，创建一个传学家和传记家的国际大家庭，什么学位、什么出国，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种豪情，现在想起来，相当危险。
事实上，就国内情况而言，1999年办一届传记文学的国际会议，困难重重。有些困难，似乎难以克服。加上我是“三无人员”——无官、无名、无背景，要把会办大，没门。办会，说到底，就是给自己挖坑。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开会的三大难题：经费、人气、话题，我都有。更有甚者，我办会，还有额外的两大拦路虎：组织工作和翻译问题。这五大难题，搞得不好，犹如五马分尸，把会议的组织者给肢解了。
第一个头痛的是经费问题。当时办会，经费来源少得可怜，不像现在这个建设平台、那个重点项目，渠道一多，自然不愁无粮。1998年开始，我就扮演了一个新角色——乞丐大白，大有“逢人说款”之陋习，跑教育部，跑出版社，甚至跑过私营公司。我去那些地方，既不是为了跑官，也不是为了出书，而是为了跑会，“动机不纯”，目的纯粹，为了学术。当然，找的最多的地方，还是校内各单位：外语学院、社科部、校长办。每到一地，我见对方有空，就开始摆龙门阵，狂讲传记文学的“远大前程”，并不时插入隽永的传记故事，如“冒顿定律”“刘邦的黑色幽默”“为什么孔老二成了中国文化的男一号而天下第一的老子却屈居第二”，弄得好像满世界都知道，北大有个搞传记的，“素质教育的第一读本是传记文学”、“21世纪是传记文学的世纪”。见缝插针，苦口婆心之后，会议经费，有了落实。经费充足之后，我摇身一变，阔了起来，成了“慈善家”，资助特邀代表、资助传记作家、资助研究生代表、资助困难人员。北大、北师、贸大等校的研究生团队参会的费用，全免。没了后顾之忧，这些学生总是乐于为会议服务，或做翻译，或做导游。
每一场轰轰烈烈的背后，都有一个乞丐的影子。
学术大会，能否成功，全靠人气。人气无非凭“三势”：势众、势头、势力。国内办个会，邀请个一二百号人，往往不是问题。可是，我们的问题恰恰是，邀请不到一二百号人，甚至连像样的人，20人也邀请不到。因为在当时，中国专门研究传记文学的学者，北大、复旦、南大、北京师大、浙江师大、陕西师大、徐州师大等，加上社科院，算来算去，10人左右。偶尔写过传记研究文章的，也屈指可数。怎么办？好在，中国的名校，都有人在搞传记文学，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又不能虚张人势，模仿诸葛亮，来个草船借箭，用箭头充人头。那样，银样蜡“箭头”，国外专家一来，非出国际玩笑不可。办法何在？就从传记中找灵感，学《史记》里的田单，用混成战队：长期研究传记文学的学者打前锋，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等后备力量为中坚，传记家、批评家断其后。这样一来，中国团队的发言代表，也“浩浩荡荡”起来，有了50人左右，占了大会近“半壁江山”。这三股“势力”，后来构成了中国传坛的主力军，陆续出版传学著作，达百部之多。
“势头”，别解一下，乃造势之头，即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所说的，造时势之英雄，而不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说白了，会议需要一个“会头”：形成众望所归、众星拱月之“势头”。这人，想来想去，非季羡林先生莫属。季先生，常常被称为各种“家”，数其荦荦大者，有语言学家、翻译家、散文家，甚至国学家。可是，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身份，应当是自传家。他的其他著作的影响力，不可能与其自传的渗透力相匹敌。季羡林先生的不朽，或许不是靠他的学术论文，也不尽靠他的散文译文，更不是靠他相当得意的《糖史》，而主要靠他的自传杰作：《牛棚杂忆》《留德十年》《清华园日记》。
看来，季先生是不二人选。
可是，季先生，怎么请？
虽然同在一个学院，也拜访过他，甚至还找他为别人的书签过名，可是，季先生年事已高，足不出户，越来越难请。如何打动他？得想个招。
登门拜访，交浅言深，显然不是最好的办法。打个电话，他无思想准备，话不投机，一两句，就打发了。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写信乃上上策。花了点心思，写了封信，说不定能够触动他的哪根神经。我有一点自信：看了信，季先生会相信我的“谬论”：21世纪，乃传记文学的世纪。信里，我估计会三句话不离本行，“季门”弄斧，大谈特谈北大的传记传统，从胡适之的《四十自述》和《胡适的日记》，经由冯至的《杜甫传》、邓广铭的《岳飞传》、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再到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乐黛云的To the Storm, 一路下来，一个世纪，让人神往，也令人唏嘘。
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一点也不煎熬，因为忙着办会，千头万绪，没日没夜。掐指头一算，会期快到了，突然想起，还没有季先生的消息。难道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不过，还是不敢存此侥幸心理。开会前夕，突然收到季先生的信。他说，不能参会，但信中，他谈了不少他对传记文学的看法，也认可我的说法。得到季羡林先生的信，如获至宝。他虽然不能亲临会场，语“醒”四座。可是，有了他的墨宝，就感觉到，传记文学队伍有了把“尚方宝剑”，多了根“定海神针”。
会议的大贵人，还有两位，一直铭记至今。一位是北大副校长何芳川教授。北大人多，尤其食堂，熙熙攘攘，满眼望去，乌压压的一片聪明的头。可是，你一回想，真正记住的头，几乎没有。何校长不同，他是北大文科的领头人。其头，望一望，便难忘。他的头，像竹简，幽邃而爽睿，散发出一种古色古香的气息。听他讲话，你会感受到北大之大，一个大学所特有的大气象。因为那段时间，他在北大讲话，不论什么场合，都不忘提他的关键词——“大船”，北大要造“大船”。我听后暗暗思忖，北大好大，可大而无当，也是大，什么大，才算真正的大？也很好奇，想问问他。我们外语学院，就是他着力打造的第一艘大船。有人背后议论，什么大船，四个大系，合并成了一个小小的学院，明明是被裹了小脚。信乎？我一共请过他两次，有请必到。我原以为，领导都这么好请，后来才发现，并非如此。两次，都是为了传记文学。一次是1998年，成立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之时；还有一年之后，成立国际传记文学学会之日。我不知道，在他眼里，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与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哪艘是大船？这两次，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提前半小时到场，还亲自准备了发言。一位领导，日理万机，开会居然提前半小时到，时间安排，一如古人之余裕，树立典范。每次请他，他都不提让我准备发言稿，我也乐得偷懒。作为历史学家，他讲传记，对门对路，他讲完之后，下面的人拼命鼓掌，是为他的大船精神所感召，还是为他的口才所折服，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胡家峦先生，属虎，望之俨然。可我跟他，天然亲，大概我了解虎性。我的父亲，也属虎。有次私下聊天，胡先生居然给我讲了某个同事的绝密八卦。像胡先生这样的学者，庄严得像云冈石窟里的一尊雕塑，他讲八卦，顿时触动了我的传记神经，让我感受到他身上的烟火气，一下子拉近了我跟他的距离。我请他去张家界参加传会，本想让他放松放松。没想到，他飞机上看书，宾馆里看书，开会时依然在看书。给人的印象，手不释卷，终身不倦。会场上，他看的是我们这届年会首次出版的会议文集《传记文学研究》。代表们的发言稿，赫然在册。这给胡先生一个“偏见”：小赵办事效率奇高，会没开，书已出。其实，这也是近水楼台，误打误中。因为我提前一年去长沙作演讲，用三寸之舌讲传记文学的无穷魅力，把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人说得热血沸腾，准备大干一场。记得我的演讲之后，出版社当时有个北大毕业生，跟一位老编辑争辩，是赵白生口才好，还是钱理群会演讲。跟出版社合作办会，出本书，自然不在话下。
胡先生很少表扬人，对我也是如此。他表扬我的话，我是通过他的夫人杨老师知道的。杨老师告诉我，胡先生说，小赵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这个优点，让我听后，哭笑不得。我不说别人坏话，那是因为我见胡先生的机会很少，一年也见不上几面。而且我刚来北大没几年，也没有树敌的机会，进校直奔教室教书，离校飞奔回家备课。没办公室，无地可待，独来独往，乐得清净。这样，同事不认识几个，怎么说人坏话？我在传记方面的事，他支持最多。1994年成立中外传会，他力挺；1998年成立传记中心，他力挺；1999年成立国际传会，他力挺。一如既往，力挺如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又是无条件支持先生，我自然得寸进尺，干劲十足。他的支持，让我觉得，人即使不需要翅膀，也能有飞起来的力量。
如虎添翼，不亦快哉。
有次传会，我邀请了社科院的李雅君博士。听完会后，她大发感慨：你们系主任胡老师、副校长何老师，头头脑脑全在，你一个年轻人，30多岁的毛头小伙，居然主持会议，还敢滔滔不绝，大放宏论。
归根到底，那代领导，像何校长、胡先生，就有这种魄力，放飞新进。
会议规模一旦确定，大会主题，最为要紧。办一个国际会议，核心议题的号召力，有时甚至能决定会议的成败。画龙点睛，会议主题，乃办会者的点睛之笔。选题三忌：老、窄、杂，我了然于心。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国内从来没有举办过传记文学的国际会议，这是首次。国外大型的传记文学国际会议，屈指数数，几乎没有。国内国际，没有经验，可资借镜。我当时自定了三个标准：选题追求前沿性，力戒老旧话题；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传记文学造势，议题太窄，没有人来，势从何起？议题博杂，是办会者的大忌，可对我来说，反而是大好事。传学者，杂科也。换言之，传记文学的最大特点，乃其交叉学科性，即大诗人叶芝所谓“所有知识乃传记”，或大文豪库切所言“一切作品皆自传”。不言而喻，传学家，乃杂家。传学家的这一基本素养，最好能体现在大会的主题中。除此之外，我最关心者，国际代表的兴奋点在哪？每年学术会议千千万，能让五大洲的国际代表一看主题，立马亢奋，自掏腰包，漂洋过海，来到北大，凭什么？
所以，这个主题，乃万有引力也。
这个难题，看似难于上青天。事实上，解决起来，并不费劲。因为那几年我的脑袋里，天天弹着传记文学这根弦，又撞上了世纪末，这个千年一遇的绝佳时机，还不干脆把“传记文学”跟“世纪末”的愁肠别绪嫁接起来？于是，大会主题，取名为“走向传记文学的世纪”，英文则为“Approaching the Auto/Biographical Turn”。明眼人一看，中文英文，并不吻合，因为没有直译，用意在于交互生辉，相得益彰。1999年办会，这个主题，十分应景，又非常前瞻。参会者来，理直气壮，“走向传记文学的世纪”，有心人甚至还会情不自禁地问一句：“21世纪，是传记文学的世纪吗？”
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不知不觉中，落到了会议代表的心坎里。
西方学者，看到这个题目，大有共鸣。欧美学术界，经过几次大的转向之后，如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后殖民转向，转得有点晕头转向，特别是名目繁多的后学转向，越转越玄虚，成了文字游戏，全是漂浮的能指。世纪末，到底转向哪里？而世纪末的大转弯，在西方语汇里，本身含义就是一个转折点，Turn之谓也。千年之转，当然是大转折。这个节骨点上，我提出了“the Auto /Biographical Turn”（“传记文学转向”）。
传记文学转向，乃实学转向也。
这一转向，颇具新范式意义。传记文学的千年大计，于是乎，有了起始点。
“传记文学转向”的深远意义，当时并没有认识彻底。我只是觉得，自己有一股劲，想登高一呼。出乎我的意外，西方学术界的反响异常热烈。五大洲的学术圈，特别是传学界的代表人物和学术新秀，纷纷响应，跃跃“欲会”。参会的中国代表多人感慨，这届盛会，是他们见过的唯一一次国际会议，国人和老外，一半一半，平分秋色。国内办的某些所谓国际会议，往往特邀两三个老外，甚至请几个留学生充数，像清汤上漂浮的几滴油，点缀点缀，改变不了学术清汤的寡味。
会与会的差异，大矣。有的会，堪称学术史上的里程碑，而有的会则是过堂风。当然，相当多的会属于台阶会，为学术攀高，有所铺垫。里程碑会与过堂风会，有两个本质的区别。其一，这个会在该学科的学术谱系里会不会成为绕不开的原点，算不算发生学意义上的源头。其二，会上有没有发生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如原创学说、重大发现、核心机构、学术宣言等。我办这个会时，源头意识，十分明确。会议资料的第一行，显豁地印着：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加拿大名校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两位学者Susanna Egan和Gabriele Helms迅速接龙，北京会上就提出申请，第二年即承办第二届国际传记文学大会。我没有问，她们为何如此迫不及待, 但有一点，不可否定，北大年会的高涨势头，有了后续效应，顺势而为，趁热打铁。第三届则由澳大利亚墨尔本La Trobe University的Richard Freadman教授主办。迄今为止，国际传会总部和五大洲分部举办年会，共达25届，其中总部大会的承办方为：中国香港中文大学（David Parker教授承办）、德国古腾堡大学（Alfred Hornung教授组织）、美国夏威夷大学（Craig Howes教授主持）、英国萨塞克斯大学（Margaretta Jolly博士与Sam Carroll合办）、澳洲国立大学（Paul Arthur, Rosanne Kennedy与Gillian Whitlock教授联手）、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Julie Rak, Laurie McNeill, Eva Karpinski与Linda Warley教授共办）、塞浦路斯大学（Amy Prodromou与Stephanos Stephanides博士合作）等。20年来，已经形成惯例，传记大会年年有，双年为一届总会，单年四大洲同时举办四届洲际会议。参会人数，少则100多人，多达三四百人。传学之花，开遍世界，说“传记文学转向”，似无异议。可见，北大举办的第一届传记文学国际年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术孵化器、学科发源地。传学家和传记家学术训练的最佳场所，莫过于参加这一届届年会。
中国代表，由我召集，参加了多届国际传会，其中8人赴德国、6人飞夏威夷、7人奔英国，所获国际资助，十分丰厚，个人费用几乎全免。饮水思源，他们没有忘记北大传会。因为传记文学，不少中国代表才第一次飞出国门，开眼看世界。
首届传会，乃里程碑。因为我创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组织——国际传记文学学会（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IABA）。一届会议，如何才能有附加值？才能学术上青史留名？当时，我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创建一个国际学术组织。所以，邀请国际代表时，我特别留心，绝不能让个别国家的代表垄断会议。五大洲、五大洲，默默念叨，久而久之，成了我的三字经。我知道，美加代表，特别是美国代表，很容易邀请。但是，亚洲、拉美、阿拉伯地区，尤其是非洲的代表，举目四望，一个也不认识，怎么办？踏破铁鞋找线索，我给传学圈里能找到的所有知名学者，都发了传会通知，特别关照，广邀同好，共聚北京。这时，我还想了个大招。最重要的刊物，特别是专业杂志，如a/b:Auto/Biography Studies, Biograph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都刊登会议海报。可要想产生海量影响，就不能只选择专业杂志。这时，我想到了PLMA 这类刊物，一旦露面，天下皆知。单独寄信与广登海报并举，其结果，欧美学者云涌，澳洲学者扎堆。有日本、韩国、以色列、印度的学者，更有非洲学者两名，这令我开心不已。安排大会的主题发言时，捉襟见肘感，烟消云散：我排出了五大洲的“豪华阵容”。特别是，能够听到来自非洲的声音，就已万幸。Judith Coullie博士的主题发言，“New Life Stories in the New South Africa”（“新南非的新传记”），满足了我们，至少是我，“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心愿。这篇论文，也由郭英剑教授译为中文，登在《译文》上。说它是我国发表的最早的南非传记文学论文，不知可否？
最重要者，成立国际传记文学学会时，五大洲，“大满贯”。
其实，比这最重要者还要重要的，就是培育传学家的宏观视野，不能偏于一隅，东向而望，不见“南方巨子”。
全球南方，新的转型，难道从传学始？背离老“五四”的“中西模式”，开辟新路，树立学术研究的“南北模式”，可乎？
创建国际传记文学学会，无端地想起了辛词，“君王天下事”“可怜白发生”。我是细节主义者，这个组织，无数细节，没让我少费心思：由谁组成、性别比例、区域分布、如何运作、怎样活动，细细谋划，我心里没底，但唯一有数的是，我的这个创意，无论如何，一定落地，生在北大。面对众多国际代表，我们第一次见面，很不熟悉，个个年纪比我大，不少人甚至是父辈的年龄，我当然不能强推。因此，大会期间，我开了至少三次专门会，磨合磨合再磨合，力推这个组织，不但既当爹又当妈，还要当接生婆。首先，第一个会，也是最重要的会，开一个神仙会。请来各国神仙，畅所欲言，献言献策，这个国际传会怎么办。我怕冷场，就罗列了一个6人的发言名单，多半是传界重镇，一一点名，让其发言。然而，我发现，美国自传协会主席William L. Andrews不很积极，法国巴黎大学的传学巨头Philippe Lejeune并不热心，普利策传记奖得主Joan Doran Hedrick也很冷淡，典型的印度人德里大学的G.R.Taneja干脆放起了鸽子，无影无踪。有几个人，我原本不看好，反而热情无比。我就顺势邀请了这几位热心人，加上我选中的两三人，连续开了两次非正式的会：一次餐会、一次酒会。餐会特别丰盛，本希望他们任情饕餮，大饱口福，可他们似乎个个胃觉不振，无心恋食，仿佛置身于鸿门宴。谈来谈去，各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七嘴八舌之后，我只好综合大家的意见，这个组织，先搞起来，但实行非常规化，不设officers、不收会费、不设秘书处，只提供学术服务。说实在话，这跟我所设想的国际组织大相径庭。既然是国际组织，就得尊重民意。但我提出，这个国际组织，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工作团队，提议成立一个5人组委会，有德国的Alfred Hornung、美国的Thomas Smith、美国夏威夷的Craig Howes、英国的Margaretta Jolly和我。Craig Howes提出为国际传会做一个Listserve。新生事物，我那时听也没听说过，不断地问，怎么回事。这个学术服务群，已给国际传会招收了约1500名会员，每周源源不断地提供传记文学的各类信息。如果说刷存在感的话，这个Listserve，给国际传会所刷的存在感最强。我也提出，给学会做一个网站。筹备之后，网站建成，为学会安了一个永久的家。后来，学会网站由澳洲学者Paul Arthur接管。目前，这个网站由加拿大学者Julie Rak具体打理。
意外之喜，这个组织，却多子多福。国际传记文学学会（IABA）创建之后，各洲分部，犹如春笋，纷纷挂牌。首先，成立了国际传记文学学会- 欧洲分部，紧接着美洲分部落地，然后亚太分部诞生，最后非洲分部，也呱呱坠地。还有一个小可爱的组织，即IABA-SNS（国际传会-学生青椒部）。国际传会，已经不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而是一片片森林，覆盖了世界五大洲。
传学家的身份认同感，来自哪里？
这个学会，便是家。
其实，传学家的身份认同感培养，也可以见贤思齐，从传学宗师身上承继学术基因。这届会议，中国传学大家与后起之秀，几乎悉数到场，有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朱文华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陈兰村教授、俞樟华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徐州师范大学王成军博士，北京大学李战子博士、洛阳军外许德金博士等。传坛名家桑逢康、韩石山、胡辛、戴光中、宗道一，批评家王干、阎晶明等，纷纷撰文论传。中国学者们的发言，归纳一下，四个特点，相当显著：一、史的梳理，颇为系统：如“古代传记分类学”（俞樟华）、“刘知几的传记理论”（张新科）、“司马迁的传记观”（周旻）、“略议中国古代正史传记”（陈曦）等；二、域外传记，青睐有加：个案有“汤亭亭《女勇士》的文类”（姚君伟）、“作为文化边际人的赛珍珠”（郭英剑）、“莫洛亚的传记美学”（刘海峰）、“普拉斯的《书信》与《钟罩》分析”（黄健人）等；三、跨学科性，研究成风：政治、历史、宗教、语言学、心理学等纷纷介入传学研究，如“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位置”（陈兰村）、“古代中国的僧传：历史、宗教与文学”（王邦维）、“性别意识与迫害的政治”（李素苗）、“历史观念与文体意识”（王敦）、“认知模式与自传中的人际功能”（李战子）、“海明威传的语类分析”（王玲）、“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与海明威传记”（邹溱）等；四、传论问题，小荷露角：“传记作者的主体性”（胡辛）、“自传故事的属性”（孙建秋）、“时间与传记文学叙事策略”（刘佳林）、“论自传事实”（赵白生）等。
国外代表的发言，个性突出，色彩斑斓，学术味道，浓如咖啡。只可惜，听的过程，十分享受，听完之后，笔记一丢，20年后，能记多少？
谈传学，离不开具体的人，而国际传会开得红火，也离不开两个人：
王敦敦厚，一如其名。听他说话，不紧不慢，从容深静，仿佛北京皇城根下的一棵古树，风雨飘摇，千年依旧。看到他，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晋书》里的王敦传，更不是吕思勉先生所定义的“敢行不义”“不肯下人”的王敦，而是普鲁塔克《名人传》里的费边。此王敦，非彼王敦也。他的办事风格，颇得费边真传，slow but steady，不急不躁，稳中求进。办会，最得力的人，就是一个“大管家”。王敦的这些品质，让我一眼就相中了他。“大管家”，非他莫属。这事，我跟他一说。他似乎想都没想，乐呵呵地就答应了。我心里犯嘀咕，当时他在央企上着班，怎么来？周一开会，三天会议，两天活动，整整一周，能行吗？但因为会议事多，东忙西赶，日夜不停，不久便忘了问他。21年过去了，他满世界跑了一圈回来后才向我透露这件小事：他向单位请了病假。理由吗？“得了重感冒”，大夏天，怎么会得重感冒？
传学家的座右铭是:VERITAS，唯真无它。病假的假，显然，触犯了“行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把这个秘密一直埋在心里，一埋就是21年。
这算不算国际传会的“原罪”？
不过，有了王敦，老外们欣喜若狂。他们的夜生活因此而打上了浓浓的中国特色。这些老外，不懂中文，出了会场，寸步难行。开会的惯例，“白天交流思想，晚上交流感情”。王敦带着他们，到北大周边的小馆子喝酒聊天，酒喝了多少，感情交流得如何，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老外们喜欢上了这个“大管家”，纷纷送礼致意。送书的送书，送衣的送衣。当然，最让王敦感动的，是老外建议他出国留学，因为他们都以为，他是英文系的博士生，英文口语溜溜的。而事实上，王敦那时只拿了个北大的中文本科学位，心系远洋，却一纸合同，死死地困在央企，飞离不得。
这触到了王敦的痛点，令他失态，热泪纵横。
这次会议，我的外院同事，没有袖手旁观，共有10人提交论文，并参与发言。办会，确切地说，是一种“主场外交”。你把世界各国的学者邀请来，最大的忌讳，是唱“空城计”。你搭台，让别人来唱戏。为此，我事先做足了功课，早早地在英语系、西语系、东语系、俄语系、中文系、历史系等海报墙上，还有学校的各大广告栏里，贴上了会议海报。这些会议海报，好像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其实不然，这就像在荒漠里种树，不断浇水，特别是用心滴灌，小树才能成活，慢慢长大。传学这个学科，更是如此，最需要滴灌的人，持之以恒，终身为之。可是，现实问题也不得不考虑：北大老师，个个事情缠身，即使三头六臂，也忙不胜忙。找他们帮忙，无非两个方面：出智出力。这两个方面，我都需要。出智，就是让他们准备会议发言；出力，就是请他们来做现场的会议服务。在这两个方面，我的英语系同事傅国英老师，最为热情，至今难忘。她是急先锋，风风火火，一团火。你让她干十分的事，她会使出十二分的力。这样的拼命三郎，办会者最欣赏。会议期间，傅国英老师遇到会议代表，有问必答，忙前忙后，像一只欢腾的小鹿。无论是国内同道，还是国际客人，对北大的印象好，主要因为有傅国英这样的老师，投入到忘我的地步。后来，我听说，她上完课后，曾经跌倒在楼梯上。但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不然，我至少会阻止她，让她做选择题，出智出力，两者只能选其一。除了忙会，她还赶写了会议的英文论文，深度参与。
两肋插刀，最佳写照。
这届传会，毛病在哪儿？20年后，再来探诊，不一定客观，但感触会更深。首先，国际传会的执行机构，过度西化。北京时期，问题并不明显，但已有病根。原因无它，参会的国际代表，主要为欧美学者。还有一段实情，传学研究，欧美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势头劲猛，实力雄厚。国际传会的决策机构即执委会，目前10名成员，9人为欧美澳成员，占绝大多数。没有拉美学者、没有非洲学者、没有阿拉伯学者、没有南亚学者、没有东南亚学者。西方学者，一方独大，尾大不掉，如何平衡，问题巨大。导致的后遗症是，最近的几届传记文学国际会议，大会的主题发言，为西方所独霸，慢慢地背离了北大传会的传统，即五大洲原则。我要纠偏，任重道远。
北京会议，没有出版会议文集，也是一大软肋。我的个人责任，不可推卸。会议一结束，我即负笈哈佛，忙于博士论文，一忙就是三年。记得在哈佛时，我的同学当着别人的面嘲笑我说：我们博士同班同学，我是博士，他还是个博士生。一字见血。忙了一场大会，拼死拼活，哪有时间，安安静静写论文。博士论文拖了后腿，这让我想起了胡适，像唐德刚先生所说，“摸鱼摸虾，误了庄稼”。太师爷的教训，一点也没有吸收。还算有点先见之明，我并没有承诺，要出会议文集。会议的部分论文，特别是主题发言，已译成中文，发表在《国外文学》《译文》等刊物上了。当然，我不爱出会议文集，有一个“借口”，说“别有用心”，也不为过。我组织会议，并不是没有出过论文集。张家界年会，我们以15天的闪电速度，出过一本411页的论文集《传记文学研究》。那本书，还请张中行先生题了签，一册在手，墨香四溢。我组织的各届年会，最为人诟病者，就是没出会议文集。这一点，传记家韩石山先生在理事会上刁难过我。我有我的“借口”，与其让泥沙俱下的论文集丢人现眼，还不如用自然淘汰法。好的论文，不愁出路。写得好的，发在核心期刊上，四面开花，影响大增。我们历届会议的论文，登在《北京大学学报》《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跨文化对话》等核心期刊上的都有，还被名刊，如《新华文摘》等转载。这种方式，说不定比出本卖也卖不动送也送不掉的论文集更好。再说，我主编了《传记文学通讯》14卷，还有《传记年会手册》不少本。代表的发言摘要，尽收无遗。若想查一查传会档案，谁参加过传会，有哪些常识灼见，全部有案可查。
为而不有，功成不居；还是劳而无获，竹篮打水。清夜里，我扪心自问，问心有愧。
还有一个问题，属于学术的结构性问题。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三拨人：文史系出身者、外文系从业者、外国学者。这种三明治结构，本来是一种理想的结构，可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是，实际上，交流起来，依然如风牛马。语言问题，倒在其次；知识结构，症结所在。语言层面，翻译可以解决，但知识结构的问题，翻译则解决不了。国际交流，往往只局限在三明治的两个层面。如何三个层面全覆盖，不仅是世纪难题，也是世界难题。文史系的同事，还懂些英文；外国学者对中文往往一窍不通。真正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西化，他们何时东化？关键是，依靠什么吸引力让他们东化？
国际传会的源头在中国，仅靠这一点，让人东化，行吗？
最后，言归正传，回到开头的问题：
传学家，怎么当？
【赵白生，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跨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世界生态文化组织主席、世界文学学会会长。曾获北京大学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德国弗赖堡大学高级学者奖、哈佛大学燕京学人奖、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赵萝蕤英美文学奖等。曾任英国开放大学研究员、法国里昂大学特邀教授、德国古腾堡大学客座教授、央视《朗读者》评点专家等。专著、编著、译著、合著有：Ecology and Life Writing、《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哈佛读本》《传记文学理论》《元首传》等。】
传学家，怎么当？
没头没脑，这样一问，真不好答。拆分一下，找出关键词，也许能理出头绪：传学、传学家、传记家。传学，简言之，乃深究传记文学的学问。有诗学、词学、曲学，而无传学，原因何在？难道仅仅因为没有一本《传学研究》的刊物吗？显然不是。如果一定要“开罪”于谁的话，传记家似乎有点责任。萧军、傅雷、张中行、杨绛、季羡林、雁翼……全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自传家，但他们压根儿没有这样的身份觉悟。传记，讲究认可政治；自传，凸显身份美学，而传记家和自传家，对其身份的认可度，庶几于无。天大的讽刺，难道传学家就能辞其咎吗？
看来，有一件事，应该有人去做，那就是打造一个传学家和传记家的摇篮。传学家的身份认同、学术训练、专业素养、宏观视野，一条龙，全服务。
这样的摇篮，有吗？
1994年，对我来说，是个尴尬的年份。三十而立，立什么？没想好。1993年到北大，两眼一抹黑，既无人脉，也没学缘，单枪匹马，首先问问，能干什么？无人脉，因为我是外来户，刚刚从北科调入。没学缘，就是说，我的本科跟北大无缘分，硕士与北大也不沾边。如此背景，可偏偏有一颗不怎么安分的心。
庙大压死人。北大庙大，强手如林，人中龙凤，挤破园子。其结果，燕园虫，也就成了北大特产。一入燕园便当虫，于心不甘。心有不甘，就想起了出路问题。又正好赶上了令人尴尬的年龄。古人的话，就像头上的剑，逼着自己，当机立断。其实，当好燕园虫，并非易事。读学位——本硕博，十年苦心磨一剑；升职称——讲师副教授教授，廿载精力“投”纸背；胸中万卷吼，白了少年头。可是，这样按部就班，一眼望到头的路，偶尔也会觉得，无聊透顶。难怪现代人的日记有一大特征，满纸“无聊”。当时就想，应该干点什么，让自己的人生来点大激荡，多点小纪念。具体说，能立成什么，脑中无数，心里没底。但有一点并不模糊，想干点什么，既“不同凡响”，又“开天辟地”。
30岁的胆，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灌篮，虽然扣人心弦，可前面的两步起跑，往往必不可少。确切地说，创建国际传记文学学会（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是我跑完两步之后，才灌的篮。1994年，我创建“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立足全国；1998年，我创建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扎根校内。扎根校内的“传记中心”，有了；立足全国的“中外传会”，也有了。有了这两大步，第三步，放眼全球，似乎瓜熟蒂落，题中应有之义，其实未必。1995年后，我被读学位捆绑住了，正在英文系执教，却在中文系读博，白天输出英文，夜晚输入中文，拳打脚踢，心虽不闲，倒也不累。可是，如果去草创一个国际组织，万事开头全是难，仅凭一己之力，起码得花三年时间。这样的时间成本，谁付得起？再说了，老套的学术评估系统，只注重科研成果、教学工作、行政服务三大块，根本不看是否为学术开辟新天地，创出新格局。像北大这样的大学，是不是也不能破格，在评估上别具一家？北大难道不是正在被“燕园虫”式的“学术工作者”所蚕蚀，而缺乏开风气之先的学术战略家，即龙头式的academic leader? 当“燕园虫”，还是“燕园龙”？抑或“龙虫并雕”，一如“了一”先生？所以，当我脑海里闪现成立国际传会的创意时，思前想后，并不心潮澎湃，相反，静得出奇。另外，我还有一块“心病”——出国镀金。学洋文者，而没留过洋，好比钱币，只有一面，终身只能一面示人，演绎纸上得来的“一面之词”。再说，《围城》里说了，出国，就像出痧子，非出不可。这个感觉，我有，但不是特别强烈。因为留学签证屡屡受挫，多了一种苍凉感——“出国未捷身先老”。苍凉感之外，还夹杂些焦虑感。原因不难找：当时流行张爱玲的话，出名要趁早。出国亦如出名，仿佛越早出国，其金越纯。
可是，为了成立“国际传会”，白手起家，创建一个传学家和传记家的国际大家庭，什么学位、什么出国，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种豪情，现在想起来，相当危险。
事实上，就国内情况而言，1999年办一届传记文学的国际会议，困难重重。有些困难，似乎难以克服。加上我是“三无人员”——无官、无名、无背景，要把会办大，没门。办会，说到底，就是给自己挖坑。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开会的三大难题：经费、人气、话题，我都有。更有甚者，我办会，还有额外的两大拦路虎：组织工作和翻译问题。这五大难题，搞得不好，犹如五马分尸，把会议的组织者给肢解了。
第一个头痛的是经费问题。当时办会，经费来源少得可怜，不像现在这个建设平台、那个重点项目，渠道一多，自然不愁无粮。1998年开始，我就扮演了一个新角色——乞丐大白，大有“逢人说款”之陋习，跑教育部，跑出版社，甚至跑过私营公司。我去那些地方，既不是为了跑官，也不是为了出书，而是为了跑会，“动机不纯”，目的纯粹，为了学术。当然，找的最多的地方，还是校内各单位：外语学院、社科部、校长办。每到一地，我见对方有空，就开始摆龙门阵，狂讲传记文学的“远大前程”，并不时插入隽永的传记故事，如“冒顿定律”“刘邦的黑色幽默”“为什么孔老二成了中国文化的男一号而天下第一的老子却屈居第二”，弄得好像满世界都知道，北大有个搞传记的，“素质教育的第一读本是传记文学”、“21世纪是传记文学的世纪”。见缝插针，苦口婆心之后，会议经费，有了落实。经费充足之后，我摇身一变，阔了起来，成了“慈善家”，资助特邀代表、资助传记作家、资助研究生代表、资助困难人员。北大、北师、贸大等校的研究生团队参会的费用，全免。没了后顾之忧，这些学生总是乐于为会议服务，或做翻译，或做导游。
每一场轰轰烈烈的背后，都有一个乞丐的影子。
学术大会，能否成功，全靠人气。人气无非凭“三势”：势众、势头、势力。国内办个会，邀请个一二百号人，往往不是问题。可是，我们的问题恰恰是，邀请不到一二百号人，甚至连像样的人，20人也邀请不到。因为在当时，中国专门研究传记文学的学者，北大、复旦、南大、北京师大、浙江师大、陕西师大、徐州师大等，加上社科院，算来算去，10人左右。偶尔写过传记研究文章的，也屈指可数。怎么办？好在，中国的名校，都有人在搞传记文学，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又不能虚张人势，模仿诸葛亮，来个草船借箭，用箭头充人头。那样，银样蜡“箭头”，国外专家一来，非出国际玩笑不可。办法何在？就从传记中找灵感，学《史记》里的田单，用混成战队：长期研究传记文学的学者打前锋，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等后备力量为中坚，传记家、批评家断其后。这样一来，中国团队的发言代表，也“浩浩荡荡”起来，有了50人左右，占了大会近“半壁江山”。这三股“势力”，后来构成了中国传坛的主力军，陆续出版传学著作，达百部之多。
“势头”，别解一下，乃造势之头，即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所说的，造时势之英雄，而不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说白了，会议需要一个“会头”：形成众望所归、众星拱月之“势头”。这人，想来想去，非季羡林先生莫属。季先生，常常被称为各种“家”，数其荦荦大者，有语言学家、翻译家、散文家，甚至国学家。可是，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身份，应当是自传家。他的其他著作的影响力，不可能与其自传的渗透力相匹敌。季羡林先生的不朽，或许不是靠他的学术论文，也不尽靠他的散文译文，更不是靠他相当得意的《糖史》，而主要靠他的自传杰作：《牛棚杂忆》《留德十年》《清华园日记》。
看来，季先生是不二人选。
可是，季先生，怎么请？
虽然同在一个学院，也拜访过他，甚至还找他为别人的书签过名，可是，季先生年事已高，足不出户，越来越难请。如何打动他？得想个招。
登门拜访，交浅言深，显然不是最好的办法。打个电话，他无思想准备，话不投机，一两句，就打发了。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写信乃上上策。花了点心思，写了封信，说不定能够触动他的哪根神经。我有一点自信：看了信，季先生会相信我的“谬论”：21世纪，乃传记文学的世纪。信里，我估计会三句话不离本行，“季门”弄斧，大谈特谈北大的传记传统，从胡适之的《四十自述》和《胡适的日记》，经由冯至的《杜甫传》、邓广铭的《岳飞传》、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再到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乐黛云的To the Storm, 一路下来，一个世纪，让人神往，也令人唏嘘。
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一点也不煎熬，因为忙着办会，千头万绪，没日没夜。掐指头一算，会期快到了，突然想起，还没有季先生的消息。难道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不过，还是不敢存此侥幸心理。开会前夕，突然收到季先生的信。他说，不能参会，但信中，他谈了不少他对传记文学的看法，也认可我的说法。得到季羡林先生的信，如获至宝。他虽然不能亲临会场，语“醒”四座。可是，有了他的墨宝，就感觉到，传记文学队伍有了把“尚方宝剑”，多了根“定海神针”。
会议的大贵人，还有两位，一直铭记至今。一位是北大副校长何芳川教授。北大人多，尤其食堂，熙熙攘攘，满眼望去，乌压压的一片聪明的头。可是，你一回想，真正记住的头，几乎没有。何校长不同，他是北大文科的领头人。其头，望一望，便难忘。他的头，像竹简，幽邃而爽睿，散发出一种古色古香的气息。听他讲话，你会感受到北大之大，一个大学所特有的大气象。因为那段时间，他在北大讲话，不论什么场合，都不忘提他的关键词——“大船”，北大要造“大船”。我听后暗暗思忖，北大好大，可大而无当，也是大，什么大，才算真正的大？也很好奇，想问问他。我们外语学院，就是他着力打造的第一艘大船。有人背后议论，什么大船，四个大系，合并成了一个小小的学院，明明是被裹了小脚。信乎？我一共请过他两次，有请必到。我原以为，领导都这么好请，后来才发现，并非如此。两次，都是为了传记文学。一次是1998年，成立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之时；还有一年之后，成立国际传记文学学会之日。我不知道，在他眼里，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与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哪艘是大船？这两次，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提前半小时到场，还亲自准备了发言。一位领导，日理万机，开会居然提前半小时到，时间安排，一如古人之余裕，树立典范。每次请他，他都不提让我准备发言稿，我也乐得偷懒。作为历史学家，他讲传记，对门对路，他讲完之后，下面的人拼命鼓掌，是为他的大船精神所感召，还是为他的口才所折服，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胡家峦先生，属虎，望之俨然。可我跟他，天然亲，大概我了解虎性。我的父亲，也属虎。有次私下聊天，胡先生居然给我讲了某个同事的绝密八卦。像胡先生这样的学者，庄严得像云冈石窟里的一尊雕塑，他讲八卦，顿时触动了我的传记神经，让我感受到他身上的烟火气，一下子拉近了我跟他的距离。我请他去张家界参加传会，本想让他放松放松。没想到，他飞机上看书，宾馆里看书，开会时依然在看书。给人的印象，手不释卷，终身不倦。会场上，他看的是我们这届年会首次出版的会议文集《传记文学研究》。代表们的发言稿，赫然在册。这给胡先生一个“偏见”：小赵办事效率奇高，会没开，书已出。其实，这也是近水楼台，误打误中。因为我提前一年去长沙作演讲，用三寸之舌讲传记文学的无穷魅力，把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人说得热血沸腾，准备大干一场。记得我的演讲之后，出版社当时有个北大毕业生，跟一位老编辑争辩，是赵白生口才好，还是钱理群会演讲。跟出版社合作办会，出本书，自然不在话下。
胡先生很少表扬人，对我也是如此。他表扬我的话，我是通过他的夫人杨老师知道的。杨老师告诉我，胡先生说，小赵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这个优点，让我听后，哭笑不得。我不说别人坏话，那是因为我见胡先生的机会很少，一年也见不上几面。而且我刚来北大没几年，也没有树敌的机会，进校直奔教室教书，离校飞奔回家备课。没办公室，无地可待，独来独往，乐得清净。这样，同事不认识几个，怎么说人坏话？我在传记方面的事，他支持最多。1994年成立中外传会，他力挺；1998年成立传记中心，他力挺；1999年成立国际传会，他力挺。一如既往，力挺如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又是无条件支持先生，我自然得寸进尺，干劲十足。他的支持，让我觉得，人即使不需要翅膀，也能有飞起来的力量。
如虎添翼，不亦快哉。
有次传会，我邀请了社科院的李雅君博士。听完会后，她大发感慨：你们系主任胡老师、副校长何老师，头头脑脑全在，你一个年轻人，30多岁的毛头小伙，居然主持会议，还敢滔滔不绝，大放宏论。
归根到底，那代领导，像何校长、胡先生，就有这种魄力，放飞新进。
会议规模一旦确定，大会主题，最为要紧。办一个国际会议，核心议题的号召力，有时甚至能决定会议的成败。画龙点睛，会议主题，乃办会者的点睛之笔。选题三忌：老、窄、杂，我了然于心。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国内从来没有举办过传记文学的国际会议，这是首次。国外大型的传记文学国际会议，屈指数数，几乎没有。国内国际，没有经验，可资借镜。我当时自定了三个标准：选题追求前沿性，力戒老旧话题；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传记文学造势，议题太窄，没有人来，势从何起？议题博杂，是办会者的大忌，可对我来说，反而是大好事。传学者，杂科也。换言之，传记文学的最大特点，乃其交叉学科性，即大诗人叶芝所谓“所有知识乃传记”，或大文豪库切所言“一切作品皆自传”。不言而喻，传学家，乃杂家。传学家的这一基本素养，最好能体现在大会的主题中。除此之外，我最关心者，国际代表的兴奋点在哪？每年学术会议千千万，能让五大洲的国际代表一看主题，立马亢奋，自掏腰包，漂洋过海，来到北大，凭什么？
所以，这个主题，乃万有引力也。
这个难题，看似难于上青天。事实上，解决起来，并不费劲。因为那几年我的脑袋里，天天弹着传记文学这根弦，又撞上了世纪末，这个千年一遇的绝佳时机，还不干脆把“传记文学”跟“世纪末”的愁肠别绪嫁接起来？于是，大会主题，取名为“走向传记文学的世纪”，英文则为“Approaching the Auto/Biographical Turn”。明眼人一看，中文英文，并不吻合，因为没有直译，用意在于交互生辉，相得益彰。1999年办会，这个主题，十分应景，又非常前瞻。参会者来，理直气壮，“走向传记文学的世纪”，有心人甚至还会情不自禁地问一句：“21世纪，是传记文学的世纪吗？”
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不知不觉中，落到了会议代表的心坎里。
西方学者，看到这个题目，大有共鸣。欧美学术界，经过几次大的转向之后，如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后殖民转向，转得有点晕头转向，特别是名目繁多的后学转向，越转越玄虚，成了文字游戏，全是漂浮的能指。世纪末，到底转向哪里？而世纪末的大转弯，在西方语汇里，本身含义就是一个转折点，Turn之谓也。千年之转，当然是大转折。这个节骨点上，我提出了“the Auto /Biographical Turn”（“传记文学转向”）。
传记文学转向，乃实学转向也。
这一转向，颇具新范式意义。传记文学的千年大计，于是乎，有了起始点。
“传记文学转向”的深远意义，当时并没有认识彻底。我只是觉得，自己有一股劲，想登高一呼。出乎我的意外，西方学术界的反响异常热烈。五大洲的学术圈，特别是传学界的代表人物和学术新秀，纷纷响应，跃跃“欲会”。参会的中国代表多人感慨，这届盛会，是他们见过的唯一一次国际会议，国人和老外，一半一半，平分秋色。国内办的某些所谓国际会议，往往特邀两三个老外，甚至请几个留学生充数，像清汤上漂浮的几滴油，点缀点缀，改变不了学术清汤的寡味。
会与会的差异，大矣。有的会，堪称学术史上的里程碑，而有的会则是过堂风。当然，相当多的会属于台阶会，为学术攀高，有所铺垫。里程碑会与过堂风会，有两个本质的区别。其一，这个会在该学科的学术谱系里会不会成为绕不开的原点，算不算发生学意义上的源头。其二，会上有没有发生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如原创学说、重大发现、核心机构、学术宣言等。我办这个会时，源头意识，十分明确。会议资料的第一行，显豁地印着：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加拿大名校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两位学者Susanna Egan和Gabriele Helms迅速接龙，北京会上就提出申请，第二年即承办第二届国际传记文学大会。我没有问，她们为何如此迫不及待, 但有一点，不可否定，北大年会的高涨势头，有了后续效应，顺势而为，趁热打铁。第三届则由澳大利亚墨尔本La Trobe University的Richard Freadman教授主办。迄今为止，国际传会总部和五大洲分部举办年会，共达25届，其中总部大会的承办方为：中国香港中文大学（David Parker教授承办）、德国古腾堡大学（Alfred Hornung教授组织）、美国夏威夷大学（Craig Howes教授主持）、英国萨塞克斯大学（Margaretta Jolly博士与Sam Carroll合办）、澳洲国立大学（Paul Arthur, Rosanne Kennedy与Gillian Whitlock教授联手）、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Julie Rak, Laurie McNeill, Eva Karpinski与Linda Warley教授共办）、塞浦路斯大学（Amy Prodromou与Stephanos Stephanides博士合作）等。20年来，已经形成惯例，传记大会年年有，双年为一届总会，单年四大洲同时举办四届洲际会议。参会人数，少则100多人，多达三四百人。传学之花，开遍世界，说“传记文学转向”，似无异议。可见，北大举办的第一届传记文学国际年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术孵化器、学科发源地。传学家和传记家学术训练的最佳场所，莫过于参加这一届届年会。
中国代表，由我召集，参加了多届国际传会，其中8人赴德国、6人飞夏威夷、7人奔英国，所获国际资助，十分丰厚，个人费用几乎全免。饮水思源，他们没有忘记北大传会。因为传记文学，不少中国代表才第一次飞出国门，开眼看世界。
首届传会，乃里程碑。因为我创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组织——国际传记文学学会（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IABA）。一届会议，如何才能有附加值？才能学术上青史留名？当时，我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创建一个国际学术组织。所以，邀请国际代表时，我特别留心，绝不能让个别国家的代表垄断会议。五大洲、五大洲，默默念叨，久而久之，成了我的三字经。我知道，美加代表，特别是美国代表，很容易邀请。但是，亚洲、拉美、阿拉伯地区，尤其是非洲的代表，举目四望，一个也不认识，怎么办？踏破铁鞋找线索，我给传学圈里能找到的所有知名学者，都发了传会通知，特别关照，广邀同好，共聚北京。这时，我还想了个大招。最重要的刊物，特别是专业杂志，如a/b:Auto/Biography Studies, Biograph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都刊登会议海报。可要想产生海量影响，就不能只选择专业杂志。这时，我想到了PLMA 这类刊物，一旦露面，天下皆知。单独寄信与广登海报并举，其结果，欧美学者云涌，澳洲学者扎堆。有日本、韩国、以色列、印度的学者，更有非洲学者两名，这令我开心不已。安排大会的主题发言时，捉襟见肘感，烟消云散：我排出了五大洲的“豪华阵容”。特别是，能够听到来自非洲的声音，就已万幸。Judith Coullie博士的主题发言，“New Life Stories in the New South Africa”（“新南非的新传记”），满足了我们，至少是我，“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心愿。这篇论文，也由郭英剑教授译为中文，登在《译文》上。说它是我国发表的最早的南非传记文学论文，不知可否？
最重要者，成立国际传记文学学会时，五大洲，“大满贯”。
其实，比这最重要者还要重要的，就是培育传学家的宏观视野，不能偏于一隅，东向而望，不见“南方巨子”。
全球南方，新的转型，难道从传学始？背离老“五四”的“中西模式”，开辟新路，树立学术研究的“南北模式”，可乎？
创建国际传记文学学会，无端地想起了辛词，“君王天下事”“可怜白发生”。我是细节主义者，这个组织，无数细节，没让我少费心思：由谁组成、性别比例、区域分布、如何运作、怎样活动，细细谋划，我心里没底，但唯一有数的是，我的这个创意，无论如何，一定落地，生在北大。面对众多国际代表，我们第一次见面，很不熟悉，个个年纪比我大，不少人甚至是父辈的年龄，我当然不能强推。因此，大会期间，我开了至少三次专门会，磨合磨合再磨合，力推这个组织，不但既当爹又当妈，还要当接生婆。首先，第一个会，也是最重要的会，开一个神仙会。请来各国神仙，畅所欲言，献言献策，这个国际传会怎么办。我怕冷场，就罗列了一个6人的发言名单，多半是传界重镇，一一点名，让其发言。然而，我发现，美国自传协会主席William L. Andrews不很积极，法国巴黎大学的传学巨头Philippe Lejeune并不热心，普利策传记奖得主Joan Doran Hedrick也很冷淡，典型的印度人德里大学的G.R.Taneja干脆放起了鸽子，无影无踪。有几个人，我原本不看好，反而热情无比。我就顺势邀请了这几位热心人，加上我选中的两三人，连续开了两次非正式的会：一次餐会、一次酒会。餐会特别丰盛，本希望他们任情饕餮，大饱口福，可他们似乎个个胃觉不振，无心恋食，仿佛置身于鸿门宴。谈来谈去，各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七嘴八舌之后，我只好综合大家的意见，这个组织，先搞起来，但实行非常规化，不设officers、不收会费、不设秘书处，只提供学术服务。说实在话，这跟我所设想的国际组织大相径庭。既然是国际组织，就得尊重民意。但我提出，这个国际组织，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工作团队，提议成立一个5人组委会，有德国的Alfred Hornung、美国的Thomas Smith、美国夏威夷的Craig Howes、英国的Margaretta Jolly和我。Craig Howes提出为国际传会做一个Listserve。新生事物，我那时听也没听说过，不断地问，怎么回事。这个学术服务群，已给国际传会招收了约1500名会员，每周源源不断地提供传记文学的各类信息。如果说刷存在感的话，这个Listserve，给国际传会所刷的存在感最强。我也提出，给学会做一个网站。筹备之后，网站建成，为学会安了一个永久的家。后来，学会网站由澳洲学者Paul Arthur接管。目前，这个网站由加拿大学者Julie Rak具体打理。
意外之喜，这个组织，却多子多福。国际传记文学学会（IABA）创建之后，各洲分部，犹如春笋，纷纷挂牌。首先，成立了国际传记文学学会- 欧洲分部，紧接着美洲分部落地，然后亚太分部诞生，最后非洲分部，也呱呱坠地。还有一个小可爱的组织，即IABA-SNS（国际传会-学生青椒部）。国际传会，已经不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而是一片片森林，覆盖了世界五大洲。
传学家的身份认同感，来自哪里？
这个学会，便是家。
其实，传学家的身份认同感培养，也可以见贤思齐，从传学宗师身上承继学术基因。这届会议，中国传学大家与后起之秀，几乎悉数到场，有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朱文华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陈兰村教授、俞樟华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徐州师范大学王成军博士，北京大学李战子博士、洛阳军外许德金博士等。传坛名家桑逢康、韩石山、胡辛、戴光中、宗道一，批评家王干、阎晶明等，纷纷撰文论传。中国学者们的发言，归纳一下，四个特点，相当显著：一、史的梳理，颇为系统：如“古代传记分类学”（俞樟华）、“刘知几的传记理论”（张新科）、“司马迁的传记观”（周旻）、“略议中国古代正史传记”（陈曦）等；二、域外传记，青睐有加：个案有“汤亭亭《女勇士》的文类”（姚君伟）、“作为文化边际人的赛珍珠”（郭英剑）、“莫洛亚的传记美学”（刘海峰）、“普拉斯的《书信》与《钟罩》分析”（黄健人）等；三、跨学科性，研究成风：政治、历史、宗教、语言学、心理学等纷纷介入传学研究，如“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位置”（陈兰村）、“古代中国的僧传：历史、宗教与文学”（王邦维）、“性别意识与迫害的政治”（李素苗）、“历史观念与文体意识”（王敦）、“认知模式与自传中的人际功能”（李战子）、“海明威传的语类分析”（王玲）、“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与海明威传记”（邹溱）等；四、传论问题，小荷露角：“传记作者的主体性”（胡辛）、“自传故事的属性”（孙建秋）、“时间与传记文学叙事策略”（刘佳林）、“论自传事实”（赵白生）等。
国外代表的发言，个性突出，色彩斑斓，学术味道，浓如咖啡。只可惜，听的过程，十分享受，听完之后，笔记一丢，20年后，能记多少？
谈传学，离不开具体的人，而国际传会开得红火，也离不开两个人：
王敦敦厚，一如其名。听他说话，不紧不慢，从容深静，仿佛北京皇城根下的一棵古树，风雨飘摇，千年依旧。看到他，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晋书》里的王敦传，更不是吕思勉先生所定义的“敢行不义”“不肯下人”的王敦，而是普鲁塔克《名人传》里的费边。此王敦，非彼王敦也。他的办事风格，颇得费边真传，slow but steady，不急不躁，稳中求进。办会，最得力的人，就是一个“大管家”。王敦的这些品质，让我一眼就相中了他。“大管家”，非他莫属。这事，我跟他一说。他似乎想都没想，乐呵呵地就答应了。我心里犯嘀咕，当时他在央企上着班，怎么来？周一开会，三天会议，两天活动，整整一周，能行吗？但因为会议事多，东忙西赶，日夜不停，不久便忘了问他。21年过去了，他满世界跑了一圈回来后才向我透露这件小事：他向单位请了病假。理由吗？“得了重感冒”，大夏天，怎么会得重感冒？
传学家的座右铭是:VERITAS，唯真无它。病假的假，显然，触犯了“行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把这个秘密一直埋在心里，一埋就是21年。
这算不算国际传会的“原罪”？
不过，有了王敦，老外们欣喜若狂。他们的夜生活因此而打上了浓浓的中国特色。这些老外，不懂中文，出了会场，寸步难行。开会的惯例，“白天交流思想，晚上交流感情”。王敦带着他们，到北大周边的小馆子喝酒聊天，酒喝了多少，感情交流得如何，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老外们喜欢上了这个“大管家”，纷纷送礼致意。送书的送书，送衣的送衣。当然，最让王敦感动的，是老外建议他出国留学，因为他们都以为，他是英文系的博士生，英文口语溜溜的。而事实上，王敦那时只拿了个北大的中文本科学位，心系远洋，却一纸合同，死死地困在央企，飞离不得。
这触到了王敦的痛点，令他失态，热泪纵横。
这次会议，我的外院同事，没有袖手旁观，共有10人提交论文，并参与发言。办会，确切地说，是一种“主场外交”。你把世界各国的学者邀请来，最大的忌讳，是唱“空城计”。你搭台，让别人来唱戏。为此，我事先做足了功课，早早地在英语系、西语系、东语系、俄语系、中文系、历史系等海报墙上，还有学校的各大广告栏里，贴上了会议海报。这些会议海报，好像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其实不然，这就像在荒漠里种树，不断浇水，特别是用心滴灌，小树才能成活，慢慢长大。传学这个学科，更是如此，最需要滴灌的人，持之以恒，终身为之。可是，现实问题也不得不考虑：北大老师，个个事情缠身，即使三头六臂，也忙不胜忙。找他们帮忙，无非两个方面：出智出力。这两个方面，我都需要。出智，就是让他们准备会议发言；出力，就是请他们来做现场的会议服务。在这两个方面，我的英语系同事傅国英老师，最为热情，至今难忘。她是急先锋，风风火火，一团火。你让她干十分的事，她会使出十二分的力。这样的拼命三郎，办会者最欣赏。会议期间，傅国英老师遇到会议代表，有问必答，忙前忙后，像一只欢腾的小鹿。无论是国内同道，还是国际客人，对北大的印象好，主要因为有傅国英这样的老师，投入到忘我的地步。后来，我听说，她上完课后，曾经跌倒在楼梯上。但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不然，我至少会阻止她，让她做选择题，出智出力，两者只能选其一。除了忙会，她还赶写了会议的英文论文，深度参与。
两肋插刀，最佳写照。
这届传会，毛病在哪儿？20年后，再来探诊，不一定客观，但感触会更深。首先，国际传会的执行机构，过度西化。北京时期，问题并不明显，但已有病根。原因无它，参会的国际代表，主要为欧美学者。还有一段实情，传学研究，欧美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势头劲猛，实力雄厚。国际传会的决策机构即执委会，目前10名成员，9人为欧美澳成员，占绝大多数。没有拉美学者、没有非洲学者、没有阿拉伯学者、没有南亚学者、没有东南亚学者。西方学者，一方独大，尾大不掉，如何平衡，问题巨大。导致的后遗症是，最近的几届传记文学国际会议，大会的主题发言，为西方所独霸，慢慢地背离了北大传会的传统，即五大洲原则。我要纠偏，任重道远。
北京会议，没有出版会议文集，也是一大软肋。我的个人责任，不可推卸。会议一结束，我即负笈哈佛，忙于博士论文，一忙就是三年。记得在哈佛时，我的同学当着别人的面嘲笑我说：我们博士同班同学，我是博士，他还是个博士生。一字见血。忙了一场大会，拼死拼活，哪有时间，安安静静写论文。博士论文拖了后腿，这让我想起了胡适，像唐德刚先生所说，“摸鱼摸虾，误了庄稼”。太师爷的教训，一点也没有吸收。还算有点先见之明，我并没有承诺，要出会议文集。会议的部分论文，特别是主题发言，已译成中文，发表在《国外文学》《译文》等刊物上了。当然，我不爱出会议文集，有一个“借口”，说“别有用心”，也不为过。我组织会议，并不是没有出过论文集。张家界年会，我们以15天的闪电速度，出过一本411页的论文集《传记文学研究》。那本书，还请张中行先生题了签，一册在手，墨香四溢。我组织的各届年会，最为人诟病者，就是没出会议文集。这一点，传记家韩石山先生在理事会上刁难过我。我有我的“借口”，与其让泥沙俱下的论文集丢人现眼，还不如用自然淘汰法。好的论文，不愁出路。写得好的，发在核心期刊上，四面开花，影响大增。我们历届会议的论文，登在《北京大学学报》《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跨文化对话》等核心期刊上的都有，还被名刊，如《新华文摘》等转载。这种方式，说不定比出本卖也卖不动送也送不掉的论文集更好。再说，我主编了《传记文学通讯》14卷，还有《传记年会手册》不少本。代表的发言摘要，尽收无遗。若想查一查传会档案，谁参加过传会，有哪些常识灼见，全部有案可查。
为而不有，功成不居；还是劳而无获，竹篮打水。清夜里，我扪心自问，问心有愧。
还有一个问题，属于学术的结构性问题。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三拨人：文史系出身者、外文系从业者、外国学者。这种三明治结构，本来是一种理想的结构，可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是，实际上，交流起来，依然如风牛马。语言问题，倒在其次；知识结构，症结所在。语言层面，翻译可以解决，但知识结构的问题，翻译则解决不了。国际交流，往往只局限在三明治的两个层面。如何三个层面全覆盖，不仅是世纪难题，也是世界难题。文史系的同事，还懂些英文；外国学者对中文往往一窍不通。真正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西化，他们何时东化？关键是，依靠什么吸引力让他们东化？
国际传会的源头在中国，仅靠这一点，让人东化，行吗？
最后，言归正传，回到开头的问题：
传学家，怎么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