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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桥梁”之赵梅:我与《美国研究》

 

赵梅

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美国研究》副主编,获2020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

 

我与《美国研究》

 

一本学术期刊,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一部学术发展史,《美国研究》也不例外,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历程的一个缩影。《美国研究》自1987年创刊至今已近36年。《美国研究》创刊之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辑出版。1989年中华美国学会成立后,《美国研究》成为学会会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联合主办。同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许多历史悠久、发行量大的期刊相比,《美国研究》创刊时间短、发行量小,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但就美国研究而言,《美国研究》曾经是我国唯一的研究美国的专业学术期刊。2017年《当代美国评论》创刊后,《美国研究》与之共同成为我国研究美国的重要的学术期刊。
 
美国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但《美国研究》直到1987年才创刊,此前美国研究所有一本内部刊物《美国研究参考资料》。这与当时美国研究所领导的主导思想有关,所领导对学术研究要求很高,认为美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改善的产物。相对而言,美国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而美国研究所是新近成立的研究所,要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仍尚待时日。此外,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相关研究带有一定的敏感性。出于上述考虑,美国研究所创办了内部发行的《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初期较多译介文章,后来中国学者的分析文章渐渐多了起来。随着中美人文交流不断扩大和中国对美国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创办一本公开发行的、反映中国学者美国研究成果的专业学术期刊的必要性日趋凸显。在时任副所长吴展以及董乐山、施咸荣先生的力推下,《美国研究》终于得以创刊。
 
一旦创刊,就全力以赴。美国研究所领导亲自挂帅,全所同志齐心协力,编辑、校对、装帧设计都是“超高配”。那时《美国研究》是季刊,没有专职编辑,所领导创造性地请陈宝森、董乐山、施咸荣、严四光四位研究所资深学者每人轮流编辑一期。经董乐山先生推荐,所里把三联书店编辑邵宏志调入任责任编辑,负责处理草创期繁杂的编辑事务。邵宏志因“文革”失学,只有初中学历,但她不负众望,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敬业精神和荣誉感全身心投入《美国研究》的编辑工作。邵宏志初来的时候,没有宿舍,住在办公室。虽然因“文革”失学只有初中学历,但她编辑能力非常强,文字功底很好,要求也很高。她曾经把德高望重的主编的文章改得“满脸花”,主编气得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她回答道:“我们在谈文章,不比路和桥!” 她请了多位美编设计封面,最后主编决定采用著名美编王师颉先生的设计,由此奠定了延续至今的《美国研究》别具一格的封面风格。此后三十多年来,虽然颜色和开本稍有变化,但基本风格不变,王师颉先生题写的“美国研究”四个字沿用至今。
 
《美国研究》的首位校对是人民出版社的资深校对张家璋先生。张先生早年毕业于育英中学,曾负责《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张先生国学功底深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家在东总布胡同,那时美国研究所的办公地点位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13层,每次我都走路去他家取送校样。他校对非常认真,对其中打错的字,都用红笔标出。对于编辑没看出来或原稿如此但他觉得用词不当或有疑问的地方,他用铅笔标出并注明修改建议的依据,如《辞海》《辞源》《四库全书》第几卷、第几页等。每次校样返回后,我先重点核对铅笔标出部分,查找相关资料,再用红笔确认修改或用橡皮擦掉铅笔写下的建议。这个习惯我一直保留至今,并手把手教给后来进入编辑部工作的其他同事。张先生非常敬业,记得好几次他打电话给我,说尽管已经完成三校了,但还是希望对几处不放心的地方再看一遍,这样他心里才踏实。他说尽量不麻烦我来回取送校样,他到社科院西门传达室现场校对,看完马上就能拿走。张先生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他经手的校样我很长时间都舍不得扔掉,我至今清楚记得校样上张先生的隽永秀丽的小楷字迹。
 
《美国研究》的打字排版工作大可引以为傲。《美国研究》从一创刊开始就是用美国研究所打字室的电脑打印排版的,从创刊至今一直由李晖老师负责。创刊时,李晖老师不过30岁出头,是美国研究所办公室技术人员,后被评为高级工程师。《美国研究》排版的风格、版心、字体和行距全是他一手设计的,沿用至今。虽然美国研究不是他的专业,但熟能生巧,他经常能够看出作者提供的英文摘要中的翻译错误或笔误。电脑排版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已是工作常态,但在印刷业还处于铅字排版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研究》甫一创刊就使用电脑录入,这在当时国内期刊界的确是开风气之先。那时作者提供的稿件全部是手写稿,需要逐一录入,所使用的电脑是第一代台式机IBM8086,是当时在美访学的多位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省吃俭用,“集资”1500美元购买,作为送给所里的“珍贵礼物”。李晖老师用这台电脑为《美国研究》打字排版。李晖老师还在所里开班普及电脑知识,全所同志不分老少济济一堂,认真学习如何创建“根目录”“子目录”和五笔字型输入法。
 
正是由于李晖老师和美国研究所的第一台台式机IBM8086,《美国研究》得以拥有创刊至今的最完整的电子版全文。
 
《美国研究》的英文摘要独具特色,言简意赅且字斟句酌,这个传统自创刊延续至今。创刊初期,英文摘要由李淼老师润色定稿,后由吴展老师接任,他们是美国研究所公认的英语水平最高的研究员。吴展老师对《美国研究》倾注了毕生心血,他是从延安走来的航天科学家,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他力主创办《美国研究》英文刊,希望以此为推动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学术成果走向世界提供一个平台。在吴展老师的推动下,1995年《美国研究》英文版终于申请刊号出刊,是年刊,精选《美国研究》中文版已发表的优秀文章译成英文出版。吴展老师不辞辛劳,主动承担英文刊的选文、编辑和校对工作。但由于人手、经费等限制,英文刊出版两年便停刊了。
 
我与《美国研究》结缘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还是美国史专业的本科生,《美国研究》是我必读的学术刊物。一天中午,我在学校食堂门口偶遇邵宏志老师摆“地摊”向学校师生宣介《美国研究》。1991年秋,我进入美国研究所文化研究室工作,那时《美国研究》没有专门的编辑部,由文化研究室负责,施咸荣任室主任,编辑已由金灿荣老师接任,那时他不到30岁。我来美国所工作后不久,金灿荣老师调到美国政治研究室。所长找我谈话,让我担起《美国研究》编辑工作的重任。我初出茅庐,一下子担起期刊编辑的重任,非常惶恐,生怕自己才疏学浅,辜负了所领导和学界的期望。但这一做就是一辈子,从那时至今,我从事《美国研究》编辑工作已逾三十年。
 
我担任《美国研究》的编辑工作后,在所党委、主编的领导下主要推动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对杂志的开本做了调整。创刊时《美国研究》是小32开,这与主编的办刊思想有关,他希望能够装在兜里便于携带,随时可以拿来读。随着中美关系不断发展,中美两国人文交流不断扩大,中国对美国的认识不断深化,《美国研究》的来稿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原有的小32开的版面显得不够了。2001年,我们参考国外学界主流的学术期刊开本和装帧设计,结合《美国研究》自身的传统和特色,请美编重新设计封面,将原来的小32开改为异型18开,2007年改为沿用至今的16开。改版后的《美国研究》每期字数由原来的约12万字增加到16万字,并在已有的“专论”“著述巡礼”“书评·文评”的基础上,增加了“研究与争鸣”“学术札记”“学术动态”“美国人论美国”“新书架”等栏目,扩大了版面,加强了编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此后,《欧洲》(后改为《欧洲研究》)等国际问题研究期刊先后改为与《美国研究》的开本同样大小的16开。
 
其次是规范《美国研究》注释体例。美国研究所历任所长、主编都非常强调学术规范,1995年以后更加有意识地加以提倡,严格要求。胡国成老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调到美国研究所任编辑部主任后,参照国内和国际规范,制定了“注释体例说明”,1995年开始实行,率先在我国学术刊物中实行了严格的规范化注释。此后,根据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该注释体例说明更新了部分内容,但主要内容和框架沿用至今。
 
再次是推动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历史的研究,深化对美国的全面认识和总体把握。美国研究所历任所长、《美国研究》主编都非常重视美国国内问题的研究,美国研究所建所初期,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研究力量非常强,文化研究室的施咸荣、董乐山、梅绍武三位老师被学界称为“美国文学研究的三驾马车”,时任社会研究室主任朱传一先生对美国社会保障特别是田纳西流域的研究卓有建树,政治研究室主任李道揆先生1990年出版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一书至今仍是美国研究专业的必读书。然而,从全国范围的美国研究状况和《美国研究》载文情况来看,存在着重外交轻内政、重对策轻基础、重时政轻历史的不平衡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学界对美国内外战略走势总体判断的把握以及美国研究的整体水平的提高。王缉思老师担任所长和主编期间,大力推动对美国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他的主要观点体现在2004年朱世达老师主编的《美国市民社会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他写道:“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关系。在‘中美关系’这一个特定语境中,中国是一个国家,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有一项稳定的对美政策,领导各个部门、社会各界,处理着对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则主要是一个社会。政府有一项时常摇摆不定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尽管也试图协调社会的对华交往,但其政策不得不受到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干扰。……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美两大国交往的增加,美国市民社会中的种种新趋势、新问题,如宗教右翼势力的上升、堕胎问题、反移民情绪问题、环境保护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因此,研究美国的市民社会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美国研究》在关注中美关系及美国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热点问题的同时,积极推动对美国政治制度、文化、社会与历史等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刊发了一系列有关美国国会、政党、人口与种族、社会思潮等问题的研究文章,为深化对美国的总体认识并使我国的美国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对外方针政策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人常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然而,对我来说,30多年的编辑工作使我终身受益,我在编辑工作中学习、进步和成长。
 
1987年《美国研究》创刊号“编后”中提出的办刊目标是“逐渐成为全中国所有从事美国问题学者们共同的园地,成为大家交流对美国认识和理解的一个中心。”回顾《美国研究》走过的36年历程,这个目标业已初步实现。1995年至今,《美国研究》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外交、国际关系类)、《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2013年至今,《美国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2021年1月,《美国研究》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优秀学术期刊奖”。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处于重要关口。国际局势和美国自身都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为我国的美国研究提出了新的迫切须要研究的重大课题,《美国研究》杂志也面临着需求大、亟待研究的问题多等新挑战。《美国研究》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深化对美国的研究,使我们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对外方针政策,为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一份力量。

 

 

附:《人民政协报》专题报道 | 愿为桥梁——记全国政协委员赵梅

 

2021年3月8日,对于赵梅来说至今难忘。

在《团结友谊进行曲》的乐曲声中,赵梅在全体政协委员注视下,走上全国政协优秀履职奖的颁奖台。颁奖词勾勒出赵梅的履职风采:“走进广大群众,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己任,深入调研充分协商,写出好提案;面对美方污蔑指责,以政协委员身份发声,有理有据,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有理有据,坚定发声,对于赵梅来说,是专业,更是责任。

面对变化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面对荣誉,赵梅的态度谦逊低调。

生活中的赵梅,并没有太多锋芒——如同很多人心目中的知识女性形象,她优雅、温柔,有一种平淡的从容与自然。

但她同时又是坚定的。面对美国社会出现的“反华”逆流和一些政客的无端指责,赵梅坚定地站出来,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

比如颁奖词中提到的“高光”时刻。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对抗程度更加严重,美国一些政客伺机大肆宣扬“美国吃亏论”,声称美对华贸易逆差超过5000亿美元、美国“吃亏”了等谬论。于是,赵梅在《环球时报》上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发表了题为《中美互惠合作,美国没吃亏》的文章。

“所谓的美国‘吃亏论’煽动起来的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带来的是政治更加极化、社会更加分裂。”赵梅用翔实的数据和案例,从中美双边贸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教育与科技交流等方面一一驳斥“美国吃亏论”。

但在文章的末尾,赵梅笔端依然透着期待:“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这前后并不矛盾。中美建交45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两国关系成为世界上交融最深、合作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

作为学者的赵梅,称得上是中美关系见证者。

1980年,中美建交后的第二年,赵梅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世界史,后来又攻读了美国外交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一段时间后,她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其间,她攻读北京大学历史系美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对美国社会文化研究的浓厚兴趣、扎实的学术功底、历史学的研究背景,共同构成了赵梅学术生涯的起点。她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并投身其中。

“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都怀着学习先进经验、报效祖国的心愿。美国怎么走上现代化道路?成功经验是什么?需要吸取的教训是什么?我希望通过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等政策和历史经验,为中国的现代化尽一份力。”赵梅回忆起自己的初心。

进入研究所的第一天,赵梅如同来到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与她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有梅兰芳之子、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梅绍武,有以翻译《光荣与梦想》《西行漫记》闻名于世的董乐山,有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文学翻译大家施咸荣。他们也被誉为美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三驾马车”。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赵梅觉得作为一名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自己是“幸运的一代”。她可以在求学和工作期间,赴美进行学习和调研,有很多机会与美国人交朋友,特别是与学界朋友进行坦诚友好的交流,从而对美国的内政外交走向作出更加准确的把握和判断。

也正因如此,面对后来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赵梅一度感到非常困惑。

2016年美国大选前,国内智库和美国智库的预判,包括赵梅自己的猜测,都是希拉里会赢,但为什么特朗普在最后一刻翻盘了?她开始反思:特朗普为什么能够当选?面对变化中的美国,以往的经验是否还适用?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推动学科建设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对外方针政策?

“我们以往接触的大多是精英,与中西部美国中下层民众接触很少,缺乏更深入的田野调查,所以才没有把准美国真实的脉搏。”赵梅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急剧变化的美国,她很快调整过来,改变思维方式,让研究更接地气、接触更广泛。

从那之后,赵梅还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早上来到办公室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斜对着她办公桌的电视机,看不同来源的有关美国报道,查阅相关资料,让自己能够尽可能地了解国际形势和美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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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梯者

赵梅把自己的习惯,沿用到上课中。

10月29日,赵梅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美国研究系硕博士研究生讲授《美国社会与文化》课。这门课是专业必修课,隔周的周一上课。

赵梅如往常一样,把开场的时间留给学生:“大家先说说,最近国际形势、美国和中美关系有什么新闻?”

同学们一一列举最近看到的新闻,从政治经济、高新科技到社会文化。而且由于当时距离2024年美国大选只有8天,很多同学都把重点放在了有关美国总统选举的研判和最近进展。

这恰恰与赵梅本节课的主题相契合。一堂课下来,行云流水,酣畅淋漓。赵梅不仅将美国20世纪的历史文化娓娓道来,更融入了美国最新的发展状况。正因如此,每次上课前赵梅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备课,学生们提及的每一条新闻,她几乎都有所准备,做到“心中有数”。

学生们很喜欢上赵梅的课。2021年9月,她主讲的《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荣获2021年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并被认定为“北京高等学校优秀专业课(公共课)主讲教师”。同时,赵梅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

站上三尺讲台,赵梅毫无保留。她孜孜以求的,是用自己的学术造诣帮助学生们开启研究之门,教导学生更好地从中国立场、中国视角,研究美国,认识世界。

作为教授的赵梅,同时还是学术期刊《美国研究》的副主编。没课的时候,赵梅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编辑工作上面。这本期刊曾经是我国唯一的研究美国的专业学术期刊,在推动国内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历史的研究,深化对美国的全面认识和总体把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份工作赵梅做了30多年。

还在大学读书时的某一天中午,赵梅从食堂吃完饭走出来,突然被旁边“地摊”上摆着的《美国研究》杂志吸引住了。

 “我们不是卖杂志的,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本杂志。”“摊主”,也就是《美国研究》当时的责任编辑邵宏志向赵梅介绍。

赵梅成了这本新学术刊物的忠实读者。

进入美国研究所文化研究室工作后,赵梅又担起了编辑工作的重任,直至今日。

从教师、编辑到学者,无论做什么,赵梅在身份之中切换时,有着清晰的内在驱动力: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更深化、更进一步。

履职也同样如此。

2013年,赵梅成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从刚开始当政协委员时的“不太熟悉”,到现在“更了解政协,也更了解自己”,赵梅凭借政协委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将工作与履职相结合,把专业研究转化为提案建议,同时也将在政协参政议政的亲身经历和调研成果融入日常教学和研究中。

“这两种身份在日常工作中也是能够相辅相成的。”赵梅说。

为人梯者,在于渡人,在于奉献。赵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这句话。她不仅是学生们心中的良师益友,更是中美研究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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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CC是什么?

“政协委员参与立法吗?”

几年前,赵梅随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代表团到美国交流时,与加拿大国会一位年轻议员的交流中,却遇到了对方的不断追问。

政协是什么?赵梅在国外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也让她意识到,用外国人听得懂的方式,讲好政协、讲好政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何其重要。

因此,赵梅在参加活动、学术交流时,总是会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标签,介绍她作为政协委员所做的一些事情,哪怕是短短的几句话。“每个政协委员的故事,其实就体现了政协故事。我说得多了,慢慢地他们就知道政协委员在做什么,政协在做什么。”

赵梅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她觉得,对政协不了解,其实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中国不够了解。

赵梅曾接到一个美国朋友从西藏打来的电话,对方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我没想到西藏变化这么大,跟我以前读到的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第一是没想到西藏的通信这么发达,他给在波士顿的太太打越洋电话也没有一丝不清楚。第二没想到西藏的经济这么发达。

然而,就是这些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却“没想到”。其实在赵梅接触到的美国人中,像这位教授一样能够亲眼见到中国变化的仍然是少数。许多美国人并没有去过西藏,甚至不知道西藏在哪里,也不了解西藏现在的情况,他们了解西藏的渠道大多是通过媒体,很容易有所偏颇。

赵梅习惯把自己看到的,告诉她的朋友,再辐射更多人。

但要做到更多,就不能单单凭借个人的力量。

2020年11月12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讲好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成就的故事”协商议政。会上,赵梅把自己的感受转化为恳切的建议:

“我国在讲好西藏人权故事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依然存在‘大水漫灌’‘听不懂’和‘不愿听’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大‘请进来’的力度。”

“应邀请更多活跃在美国学界和战略界的美国学者特别是中国问题专家访问西藏,使他们有机会亲身感受西藏的发展变化。”

在全国政协的平台上,赵梅发出的声音能够被放大。她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履职尽责深度结合,为推动中外交流建言献策。

 “要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更好地团结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外国媒体工作者,为其在华采访提供便利,充分利用他们的嘴和笔讲好中国故事。”

 “为海内外学人之间人文交流和沟通创造便利条件,广交朋友,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

……

一桩桩一件件,其实都是赵梅已经在做的事。“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尽自己所能,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惠及两国人民。”

面对世界的深刻变化,赵梅近期的关注重点放在了美国新生代学者身上。她曾和傅高义等美国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交流,他们经历了中美关系解冻、尼克松访华,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亲眼看到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繁荣富强的大国,对中国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而年轻一代的学者情况却不尽相同。“他们在中国快速发展、两国实力对比相对缩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作用、西方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他们的对华态度与老一代学者明显不同。”

赵梅认为,要加强与美国年轻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的沟通交流。

赵梅所在的研究所曾接待过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中青年学者访问团,有20多位美国新生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者。赵梅与一位年轻的女性非洲裔学者围绕美国的种族问题和中国的教育、妇女、政治民主化等问题相谈甚欢。后来,赵梅发现对方毕业于哈佛大学,已经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年轻一代学者中的佼佼者。

而让赵梅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年轻学者对中国研究非常浓厚的兴趣、始于费正清的美国中国研究的学术传承,以及他们对中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她希望邀请更多活跃在美国学界和战略界的年轻一代美国学者来华访问,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亲身感受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与中国学界、普通民众深入交流,为增进深化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作出贡献。

有人称赵梅为中外交流的“民间大使”,赵梅很自豪,“我很愿意做这个‘桥梁’,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记者:王亦凡

文字编辑:王亦凡

新媒体编辑:王晶

审核:周佳佳